艾瑞时评:医疗AI最先带动的消费级产品可能是智能健康监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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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01-26 17:5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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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在未来,部分医疗数据的采集或可从医院下沉到个人穿戴设备,同时,医疗AI辅助社区医生增强诊断能力。

摘要:

近期,谷歌发布支持边缘部署的医疗模型MedGemma1.5、Function Health获得巨额融资、百川智能发布的“AI医生”战略,一系列行业动态共同展示出一个令人期待的远景:在未来,部分医疗数据的采集或可从医院下沉到个人穿戴设备,同时,医疗AI辅助社区医生增强诊断能力,社区医院将大大强化自身作为居民日常健康管理者的能力,进而进一步分流三甲医院压力、使后者聚焦于区域疑难重症诊疗中心的发展定位。如此来看,搭载AI的新型智能穿戴设备正在为“医疗平权”提供巨大的想象空间。

医疗能力的下放与泛在化的数据采集

2026年伊始,科技与医疗的交叉领域显得格外热闹:

在数据采集端,我们看到穿戴设备正在发生质的变化。根据最新的产业展望报告,智能手表已经具备了医疗级血压监测能力,智能戒指和徽章正在以“隐形”的方式全天候记录我们的生理指标。Function Health这类公司则是通过整合这些纵向数据,试图让每个人都掌握自己的“人体仪表盘”。

在分析诊断端,谷歌刚发布了MedGemma1.5模型,能够直接在本地设备上运行,理解复杂的CT影像;百川智能的M3模型则致力于在院外场景下,帮助患者和基层医生进行复杂的医疗决策。

诸多业界动态共同勾勒出一种新的医疗形态雏形:部分医疗数据的产生变得连续且随身,不必局限于医院的检查室;同时,算法和代码将医疗诊断的智慧变得可以复制。

“医疗平权”在技术层面展露出一丝令人兴奋的曙光:过去,在大城市的顶级医院才能获得的高水平健康评估和诊断,在未来、理论上,一个佩戴着智能设备的患者,配合一套成熟的AI系统,在社区甚至家中就能获得。

对医疗产业来说,“社区医院门可罗雀、三甲医院不堪重负”的现象会得到极大改善,前者作为居民健康“守门人”、更高质地负担起居民日常健康管理、慢性病长期管理等功能,而后者则更高效地成为区域疑难重症诊疗中心。

成熟体系的系统惯性与结构性摩擦

但也必须看到,技术的可行性距离现实的通畅性的遥远距离。

现代医疗体系是一个经过百余年演化、逻辑极其严密且复杂的系统。比如,只有医院采集的数据才被认为是可信且合法的,只有持有执照的医生做出的诊断才被信任。这并非出于利益垄断,而是建立在“生命至上”原则下的权责防御机制。医院只信赖自己经过严格校准和质控的设备;实务中,绝大多数医生对他院数据的使用也非常谨慎,因为院方和医生同时承担对诊断合理性、正确性、以及可能的后果的责任。

可以预见、当AI和穿戴设备试图介入这个体系时,首先带来的不是效率的提升,而是剧烈的结构性摩擦。

例如,消费级穿戴设备虽然能监测心率,但其精度往往达不到医疗标准,对于日常诊断高频使用的血压、血糖、血脂等指标亦然。相比医疗器械企业、电子产品开发商在医疗技术方面存在大幅差距,后者也有商业利益的动机用更加“含糊”的技术理论设计产品以迎合市场和消费者,例如,市场对无创血糖监测产品近乎圣杯式的期待、很可能促使设计者用精准度非常低的技术理论开发产品。

如果海量的、带有噪点的穿戴数据涌入医院,医生不仅无法直接使用,反而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去甄别数据的真伪,反而降低了诊疗效率。这种来自旧秩序的“抵抗”并非出自人为,是系统为了维持稳定性而产生的必然反应。它客观存在,且力量巨大。

打破壁垒与产业进化的希望

尽管如此, “AI+智能穿戴硬件”依然是目前看来打破既有医疗资源分配壁垒的最大希望:在现有的体系上做改良,往往面临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困难、遭遇系统性的免疫抵抗。往往只有新技术和新设备能通过生产要素(数据和算力)的全面革新改变、提供一绕过产业传统瓶颈的路径可能性。

更重要的是,这种革新的理想图景十分令人向往:佩戴式设备解决数据的连续性问题,AI解决基层医疗能力的短板问题。

在这种模式下,社区医生不再只是简单的“开药员”。在AI助手的辅助下,他们有能力对居民的长期健康数据进行分析,识别出早期的疾病风险,并进行有效的慢病管理。这实际上赋予了基层医疗机构真正的分流能力。

当大部分常见病、慢病在社区层面就能得到高质量的解决时,三甲医院的专家资源才能真正被释放出来,聚焦于急危重症和疑难杂症的攻坚。这种基于技术能力的分级诊疗,比单纯依靠行政指令推动的医疗资源下沉要稳固得多,也有效得多。

道阻且长:关乎技术更关乎法理

从愿景到现实,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可见的挑战是全方位的:

首先是数据隐私与孤岛的矛盾。训练一个优秀的医疗AI需要海量的数据,但出于隐私保护,医疗数据往往被严格封锁在各家医院的服务器中。如何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打通这些数据孤岛,是技术和法律的双重难题。

其次是责任认定的法理困境。如果AI给出的建议导致了误诊,或者是穿戴设备的数据出现了偏差导致延误治疗,责任应该由谁承担?是医生、算法开发者,还是硬件厂商?在法律责任界定清楚之前,大部分医生都会倾向于保守决策,拒绝采信AI建议。

再者是技术本身的可靠性。商业公司为了销量,有时会夸大穿戴设备的功能(如宣称无创测血糖但实际并不准确)。这种被封装在“黑盒”里的算法,如果没有第三方权威机构的验证,很难获得医疗界的信任。

最后,我们必须警惕“数字歧视”。智能设备和AI服务往往是有门槛的。如果未来的基础医疗服务高度依赖这些设备,那么无法熟练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买不起高端设备的低收入群体,可能会被进一步边缘化,反而造成了新的医疗不公。


AI与穿戴设备的结合,确实为医疗平权撕开了一道口子,让我们看到了医疗资源重新分配的可能。但这注定是一场漫长的产业进化。它需要技术不断的迭代去赢得信任,更需要法律、伦理和制度的缓慢跟进与适应。在这个过程中,保持审慎的乐观,或许是我们面对这场变革最恰当的态度。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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