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工业软件早期发展过程中，存在几个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问题。
工业软件研发主力错位
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伴随着小型机、图形工作站等硬件的引进，国内不少单位开始接触工业软件。高校教师在阅读和翻译英文技术资料、了解工业软件技术发展趋势以及掌握高级编程语言等方面具有优势，因此较早开始了CAD、CAE、CAM等软件的研发工作。在二维CAD领域，部分国产软件曾具备与国外软件竞争的能力，并凭借中文界面和本地化适配等优势，在部分应用场景中更具适用性。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高校师生是开发工业软件的主力军。彼时，国内实力较强的央企、国企普遍对开发工业软件缺乏积极性，基本不介入高校工业软件研发，而是选择购买国外商用软件。
进入新世纪后，高校开发的工业软件逐渐失去了竞争力，要么萎缩成为某个教研室的教学与实验工具，要么由高校教师将软件研发团队独立出来，成立校办企业。由于高校创办的软件企业普遍缺乏市场竞争力，此后许多企业未能实现持续发展。只有极少数高校创办的软件企业在与高校脱钩后，实现了市场化发展并逐步成长起来。
主管部门对工业软件发展规律认识不够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国家机电部、国家科委曾通过政府专项资金支持工业软件的研发与发展。由于长期缺乏工业软件发展的顶层设计，当年主管部门对工业软件发展规律认识不足，未能有效调动企业参与工业软件研发，国产工业软件研发长期面临工业企业参与不足、软件企业缺乏内生动能、产品迭代缓慢等问题。相关主管部门长期将工业软件视为一般IT软件，按照开发IT软件的方式进行规划和部署，未能从发展理念、政策支持、部门协同和资金精准投入等方面，制定适合工业软件发展的长期规划。此外，对工业软件技术生态的认识也不够充分，未能在工业软件所依赖的图形引擎、约束求解器、数学算法、材料知识库、图形交互界面、数据转换标准、软件开发语言和软件编译器等基础技术领域提前布局并加大投入。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力度不够
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盗版软件挤压正版软件市场，国内知名网站上堂而皇之地发布盗版软件销售广告，扰乱了正常的市场机制，削弱了社会公众为知识产权付费的意识；二是我国部分企业保护工业软件知识产权的法律意识较为薄弱。很多企业尚未充分认识到知识产权所能带来的合法权益和经济价值，也未充分认识到未经授权使用或仿制他人软件可能带来的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三是软件盗版治理常常处于“民不举，官不究”的状态，尚未形成常态化治理机制，既没有与企业管理者的职责挂钩，也没有从法律角度明确责罚尺度。最终形成一种市场格局：在正版软件市场，国外高端软件占据优势；与此同时，盗版软件进一步挤压了国产工业软件的生存空间。
缺乏自主的工业软件标准体系
工业生产的组织过程以及工业产品的质量指标，都依赖标准体系。许多工业硬件产品的研发、生产与维护都需要遵循相关工业标准。然而，对于工业软件这样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极其重要的工业“软产品”，长期以来一直缺乏相应的研发标准和评测规范。目前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大量使用国外工业软件，国内工业软件市场的事实标准由国外软件企业主导（例如，AutoCAD的DWG文件格式已经成为来料加工、图纸验收、设计方案评比的默认格式）；二是不同国外软件企业各自推行其技术标准，国外软件企业之间的软件产品在使用习惯、数据格式上互不兼容，给国内企业的软件集成和数据转换带来了诸多问题；三是国内工业软件的供给侧和需求侧长期缺乏互动与合作，尚未形成得到供需双方共同认可的工业软件评价标准。
工业软件难以成为企业资产
在工业软件发展的生态环境方面，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工业软件在大多数企业难以作为固定资产入账，现行企业财务准则也不允许将其列为固定资产，企业只好采取变通方式，将工业软件光盘作为固定资产入账；二是由于工业软件不能作为固定资产，无法作价成为实质性抵押物，既难以获得银行贷款支持，也难以在投融资过程中进行准确估值；三是数字资产（工业软件及其生成的数据等）的价值难以认定，长期缺乏软件代码定价机制，在企业估值以及数字资产的存储、管理和交易等方面，都可能存在国有资产流失或贬值的风险。
资本投资方向性错位
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资本投资长期呈现出“重硬件轻软件、重模仿轻创新、重规模轻质量”的倾向。近年来，资本投资才逐渐开始关注工业软件。部分投资机构对工业软件产业的特点缺乏深入了解，而且资本往往急切地希望在工业软件投资上获得类似于互联网投资的回报率和回报速度。因此，不能认为所有资本投资都能为工业软件企业提供恰当而有效的支持。近年来，一些对赌式投资失败的案例便反映了这一问题。
上述六个方面，反映了我国工业软件发展历程中的一些独特问题。
作者介绍： 赵敏，走向智能研究院院长（左）；郎燕，PTC中国区首席战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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